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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德臣 :五代时期贡茶的生产与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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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 、军事历史等 。迄今出版各类著作18部 、发表各类论文480多篇 。多年来 ,一直热心支持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 。本文原刊登于《茶道》2021年第10期 ,感谢作者的授权 !

     

    陶德臣

    摘  要 :五代时期的贡茶处于唐代贡茶与宋代贡茶的过渡时期 ,地位重要 。但 ,长期以来 ,学者无专文加以探讨 。南方制茶业最为发达 ,统治者和民间都十分重视茶叶生产 ,为贡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贡茶主要在楚 、南唐 、吴 、吴越等地生产 。北方虽不产茶 ,但却可从南方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贡茶 。贡茶是一种政治待遇 ,表明北方统治者可能在国力上要强于南方 ,南方则需要以“贡茶”为借口 ,达到贸易之目的 ,为生产的大量茶叶找到销场 。

    关键词 :五代;贡茶生产;出路

     

    五代历史不长 。从茶业经济角度说 ,处于中唐时期的兴盛至两宋繁荣的马鞍阶段 ,并且一向不为人所重视 。甚至研究茶史的许多人一带而过 ,根本不屑一顾 。贡茶更是如此 。如巩志先生的专著《中国贡茶》(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根本就未作专门研究 。今对五代时期的贡茶略作述论 ,以填空白 。

     

    一 、南方贡茶的生产

    南方制茶业最为发达 ,统治者和民间都十分重视茶叶生产 ,为贡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贡茶主要在楚 、南唐 、吴 、吴越等地生产 。割据楚地的马殷“初兵力尚寡” ,又与杨行密 、成汭等为敌国 ,马殷“患之” ,向部将高郁寻求对策 ,高郁建议“内奉朝廷 ,以求封爵 ,而外夸邻敌 ,然后退修兵农 ,畜力而有待尔” 。于是马殷与北方朝廷拉关系 ,贡茶即为其中重要手段之一 。他利用楚国境内盛产茶叶的有利条件 ,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茶业经济政策 ,积极发展茶叶生 ,并“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 ,政府只收茶税 ,茶叶生产得到发展 ,“湖南由是富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6 ,开平二年) ,同时也有大量茶叶用以充贡 。马殷每年向后梁岁贡茶25万斤 ,“岁贡不过所产茶茗而已”(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 。

    南唐是南方最强大的国家 ,曾西灭楚 、东灭闽 ,占地30余州 ,广袤数千里 。南唐在境内修筑圩田 ,奖励耕织 ,经济得以发展 。南唐境内茶地甚多 ,建州(福建建瓯)一带“厥植惟茶”(宋子安《东溪试茶录》) 。南唐利用建州丰富的茶源 ,在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继唐代顾渚贡茶院之后的第二个大型国家贡茶院 ,“岁率诸县民 ,采茶北苑 ,初造研膏 ,继造腊面 ,既又制其佳者 ,号曰京铤”(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以进贡 。南唐北苑贡焙规模相当大 ,有茶焙1336处 ,其中官焙(官营制茶场)38处 ,用“六县民采造 ,大为民间所苦”(宋子安《东溪试茶录》) 。制造的乳茶十分出名 ,“乳泛汤面 ,与熔蜡相似” ,号曰“京挺”(夷门君王《国老谈苑》 ,引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中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第325页) 。从史料看建州茶膏制作十分精良 ,技术十分先进 ,足以代表五代团饼茶的制作水平 。北苑贡焙的建立标志着五代茶叶制作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也标志着茶业重心的南移 。它的发展为宋代名闻名遐迩的北苑贡焙奠定了坚实基础 。

    吴越茶区广阔 ,产茶地有10多个 。两浙地区唐代已盛产茶叶 ,顾渚贡茶院十分著名 ,五代时仍在生产 ,北苑乳茶充贡后才停止制造 。吴越名茶众多 ,有睦州鸠坑茶 、余姚仙茶 、嵊县剡溪茶等 ,浙江所产“大方茶”被列为贡品 。

    吴国扬州为茶叶集散地 ,大量茶叶由此北进 。扬州禅智寺 ,“寺枕蜀岗 ,有茶园 ,其味甘香如蒙顶也”(毛文锡《茶谱》) 。 

    二 、北方贡茶的获取

    北方虽不产茶 ,但却可从南方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贡茶 。究其原因 ,贡茶是一种政治待遇 ,表明北方统治者可能在国力上要强于南方 ,南方则需要以“贡茶”为借口 ,达到贸易之目的 ,为生产的大量茶叶找到销场 。贡茶历史悠久 ,自唐代起贡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发挥重大作用 ,贡茶制度成为封建统治者无偿榨取大量名优茶供自己挥霍 、赏赐的主要法律依据 。五代十国时期 ,各政权互不隶属 ,但南方热衷于向北方输贡茶 ,北方也乐于接受大批贡茶 ,反映了政治 、经济 、社会生活的多方面信息 。

    北方得到大量贡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方茶业的发展 。兹举例加以分析 。五代十国时期的贡茶可看作唐代贡茶的继续 。后梁开平二年(908年)秋七月 ,“王(马殷)奏 ,......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 。梁主(梁太祖朱温)诏曰 :‘可’”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67《楚一》) 。马殷每年向后梁进贡茶叶25万斤之巨 ,且成定制 。此后 ,南方其他政权也闻风而动 ,纷纷向中原王朝进贡茶叶 。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 ,“两浙(吴越)进大方茶二万斤”(薛居正《旧五代史·梁书》卷6《太祖本纪》 。而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97《纳贡献》则说进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笼 ,或进大方茶二万斤 。总之 ,贡茶数量不少) ,说的是两浙的钱鏐向后梁进贡茶叶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五月 ,“伪吴杨溥贡新茶” ,长兴三年(932年)冬十月 ,“湖南(楚)马希范 、荆南高重(从)海并进银及茶 ,乞赐战马 。帝(后唐明宗李嗣源)还其直 ,各赐马有差”(薛居正《旧五代史·唐书》卷38《明宗本纪四》 、卷43《明宗本纪九》) 。这简直是变相的茶互贸易 。顺义四年(924年)春三月 ,吴王遣右卫上将军许确进贺效天 ,向后唐献“细茶五百斤” ,秋八月 ,又右威卫将军雷岘“献新茶” 。这里所献新茶肯定是新近所采秋茶 。唐代不采秋茶 ,五代十国不但采春茶 、夏茶 ,还采秋茶了 。顺义六年(926年)夏四月 ,“王遣使献新茶于唐”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3《吴睿帝本纪》) 。后晋时 ,楚天福六年冬十月 ,“遣使贡诸色香药蜡面含膏茶于晋”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68《楚二》) 。前蜀也向唐贡茶 。前蜀高祖天复三年春正月 ,“唐宗还长安 ,王贡茶布等十万” (吴任臣《十国春秋·前蜀一·高祖本纪上》) 。吴越宝正三年秋八月闰月 ,“王使袁韬进唐白金五千两 ,茶二万七千斤”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8《吴越二》) 。吴越天福三年冬十月丙戊 ,向后晋贡“大茶 、脑源茶二万四千斤”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9《吴越三》) ,吴越天福七年十一月又向后晋贡茶“二万五千斤及秘色瓷器” 。吴越开运三年冬十月 ,再贡后晋“脑源茶三万四千斤”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0《吴越四》) 。吴越(乾祐三年)十一月 ,“王贡(后)汉……茶三万五千斤”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1《吴越五》)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南唐国主李璟遣使至后周 ,表示“愿依大国臣纳贡之意 。仍进金器千两 、锦绮绫罗二千匹 ,及御衣犀带茗药物等” 。表明南唐前向北方其他政权也纳贡称臣 ,所贡物品就包括茶 。正因为此 ,后周显德五年(958年)三月丙申 ,李璟派兵部侍郎陈觉向后周贡“乳茶三千斤” ,同年丙午又派宰相冯延献“茶五十万斤”(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18《世宗本纪》) 。后周最后被北宋取代 ,宋唐对峙时南唐照样常向宋廷贡茶和瓷器(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7 。脱脱《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传》) 。

    综上所述 ,北方的五代梁唐晋汉周及以后的宋朝都无一例外地得到过包括楚 、吴越 、吴 、前蜀 、南唐等南方政权连绵不断的贡茶 。后蜀 、南平产茶 ,由于处于北方政权的虎视之下 ,因此进贡包括茶叶在内的物品就是必然的事了 。至于闽 、南汉虽离北方较远 ,但南汉的刘隐于907年接受过后梁“大彭郡王”的封号 ,而闽的王审知于909年也接受过后梁“闽王”的封号 。这两地自唐代起就盛产茶叶 ,所以以茶输贡北方各朝也就不可避免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茶通过所谓纳贡源源不断输向北方 ,既表明南北各政权实力对比 ,北方占有优势 ,又表明北方饮茶习俗尚很盛行 。双方的朝贡贸易实质上又是一种互通有无的关系 ,表明南方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南方维系北方茶叶市场的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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