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禅茶一味

历史地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禅茶一味”，无论是将其归于圆悟克勤大师，抑或是依旧存疑，它都只能在宋代禅的背景下，也即“公案禅”的时代风气之下才能更好地理解。[23]宋代相较于唐代，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共同铸就了宋代文化的辉煌。伴随着整个唐宋社会变革而来的，不仅有茶道的唐宋变革，也有禅风的唐宋变革。点茶法的兴盛和文字禅、看话禅的流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禅茶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意义延伸，只有从这个历史变革中去重新认识和思考禅与茶的内涵，才能在理解禅茶一味这个文化现象时体会到其厚重和深刻，而不是流于浅薄的口谈。

在宋代禅中，先前的禅问答被大家当做可以共同阅读和参究的公案，以文字禅和看话禅的形式对其进行再解读和再诠释。公案只是“宗师接引度化后学的方便法门——手段、工具而已，它在开示后学使之悟之中起着中介作用”。[24]参禅之人不能依样画瓢，亦步亦趋。必须“个个自参自究，自悟自会自得”。（《碧岩录》第65则）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唐代那种“依赖于优越的根机和偶然的机缘才能获得‘开悟’的可能性，终于向更多的人开放了”。[25]这就是唐宋变革之际形成的一种宗教入世化运动。但是，这种入世化更多指的是方式方法，从善巧方便的角度来说，更易于与凡夫俗子发生关联，使其感悟。作为宗教性的禅究其本质而言仍然没有改变，其根本目的仍然在于求证悟，了生死。离开这一点来谈禅，无疑南辕北辙。

禅，作为一种佛教修行的法门，本非教理的解释，“因发挥之手段有异，及唱导者之性格不同，遂生派别”。[26]而“所谓派别者，非理论之派别，乃就吾人所秉自然之理解，对于禅多发挥之态度耳”。[27]因为对禅之内容和解释互有差异，随着禅门分化和禅风丕变，不同的禅风逐渐沿循一定的理路用来接引学人。所以就有“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杨岐方会和尚语录》）的说法。圭峰宗密（780-841）谓“禅则有深有浅，阶级殊等”，依其教宗而将当时之禅判为三宗十室，（宗密《禅源诸诠集序》）又在《圆觉经大疏》中将禅学分为七家。唐末以来，禅宗又有五家七宗之说，宋代亦多有禅师根据其不同禅风而予以判别。[28]这就促使参禅之人在阅读公案时必须小心谨慎，通过体味其不同教法而领会其奥义，而不是“随他语脉转”、“向句下觅古人”。（《碧岩录》第8则）

圆悟克勤禅师在回顾自己修行的经历时，举例说，“云门便用后面高禅茶糊鹘突伊，遂以手划云：‘佛殿为什么从者里去？’此乃移换它也。所以，大凡只说实话是正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顿却山僧在无事界里得两年余，然胸中终不分晓”。（《圆悟心要•示吾侍者》）也就是说，那种基于情识的理解并不能够真正使人解悟其意，只在公案句子里参究并不能了悟。后来在五祖法演禅师那里，他才蓦地理会清楚，说“大凡参学须实究到，绝是非，离得失，去情尘，脱知见，然后可以入此流矣”。（《圆悟心要•示吾侍者》）如果不能把宗师举示的公案“转归自己，令转辘辘地，向活泼泼处便道”，（《碧岩录》第39则）就无法反观到自己之真如本性，也就违背了参禅之目的与意义，只能“将知醍醐上味遇此翻成毒药”。（《圆悟心要•示吾侍者》）“若参得透，见得彻，自然如醍醐上味相似”。（《碧岩录》第2则）《涅槃经》中说，“醍醐者名世间第一上味”。这个味道就是“只许佳人独自知”。（《五灯会元•昭觉克勤禅师》）这种带有鲜明个人体验色彩的体悟之言，是作为每个人切身的问题被彻底克服的，而不是先要向一般性的问题中去求解。也就是说，“如此，先有由某种起因引发的个人体验，才能觉悟平时熟悉的道理的真正的含意”。[29]

若是不经历一番“透得关捩子，过得荆棘林”，就无法体味到第一义。看似一句禅茶一味人人都能道得，实则“只是狂见”。圆悟克勤谓，“有般人道：‘本无一星事，遇茶吃茶，遇饭吃饭。’此是大妄语。唤作未得为得，未证为证、元来不曾参得透，见人说心说性，说玄说要，便道：只是狂见。本来无事”。[30]这里的意思是说在关键地方，那些标榜本来无事遇茶吃茶之人实际并没有真正弄清楚。因而每个人所都能说的禅茶一味也就必然各不相同。所以“须是大彻大悟始得”，（《碧岩录》第45则）若不了悟，必然一无所得。那些从情感体会抑或艺术游戏中得出的禅茶一味，只能是“感兴之语”、绕塔说相轮，是凡夫知见和俗解，堕入障中而不自知。

尽管已无法还原禅茶一味提出的具体境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味”是真正参禅悟道后的表达，扎根于切己的体验之中而见得透，既不能被绝对化，也不能被普遍化。当日沩山点化香严和尚说，“我说底是我底，终不干汝事”。所以必须建立在自省自悟之上才行。故而禅茶一味首先就离不开禅悟。达摩祖师曾批评一些学佛之人“说理者多，性证者少”，对于禅茶一味也是如此。参禅抑或修禅旨在“制心一处，参究真理，以期显发智慧，彻见法性，此即所谓明心见性，解脱自在”。[31]后人“参禅违此方法，得些清净境界，通身轻飘飘的，一下子就‘开静’了，便自以为有功夫，其实滞于阴境，却不知一念缘起无生”。[32]若离了明心地、见本性的“究自己”一事，认不得自家主人公，如何能体会得到禅茶一味？即使道得出禅茶一味，究竟是谁之禅？何种味？

 

结语

日僧道元所撰《正法眼藏》载，“古佛云：‘山是山，水是水’。此道取，非谓（凡眼所见之）山是山，乃谓（慧眼所见之）山是山也。是故，须参究山；若参学、穷究于山，则是山中功夫也。如是之山水，自为贤，自作圣也”。[33]禅茶一味非谓禅茶一味，乃谓禅茶一味。也就是说，要避免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对禅茶的理解水平来参悟禅茶一味的真义。一旦把宗教性的精神抽离出去，不作深刻的体验和哲思，而是悬空去谈禅茶一味，就势必会瓦解那种神圣性，将其彻底还原到世俗的六根六识之中而遮蔽了它的本来面目。从整个禅宗思想史的脉络来看，对禅茶一味的理解倘若完全随顺世俗人性，作为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不求其自觉意义上心灵和精神的超越和解脱，必然只能流于一般的情感表达而使其趋于庸俗化。经由个人证悟而带有独特解脱体验的禅茶一味，究竟能否被普遍化进而在一般意义上被把握和认知，并重新与每个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发生联系，以契合禅悟之境界，殊难断定。因此，谁之禅，何种味，也就必然与何种禅，谁之味内在地联系起来。禅茶一味的意义不能被随意的作无限的延伸和放大。它应是作为个体的人在解、行并重的修持中体味到的，有其大机大用，而不能离开其背后宗教性的禅来轻率地谈禅茶一味。

 

[参考文献]

[1] [日]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2] 李申校译，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3] 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4] [宋]赞宁.大宋僧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 [宋]宗赜.禅院清规[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6] [元]德辉.敕修百丈清规[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7] [美]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8] [日]高桥忠彦.唐代茶与佛教的关系，陈星桥译，法音[J]，1996(6).

[9]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0] 皮朝纲.圆悟克勤的禅学思想及其对中国美学的启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5).

[11] 周绍贤.佛学概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12] 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13] 释明贤选编.虚云老和尚禅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4] [日]道元.正法眼藏[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15] [宋]圆悟克勤.碧岩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16] 吴觉农.茶经述评[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2019.

[17] [日]衣川贤次.禅宗思想与文献丛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18] [日]小川隆.禅思想史讲义，彭丹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

[①] [日]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何燕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前言，第3页。

[②] 李申校译，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7页。

[③] 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40页。

[④] 胡适：《胡适之禅宗考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02页。

[⑤] [宋]释道诚撰，富世平校注：《释氏要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9页。

[⑥] [宋]赞宁撰，管世平校注：《大宋僧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0页。

[⑦] [宋]赞宁：《大宋僧史略•道俗立制》，第70页。

[⑧] [宋]宗赜：《禅院清规》，苏军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页。办道具：“如茶器并其余衣物，并随家丰俭”、装包：“笠子内安圣像、经文、茶器之类”。

[⑨] [宋]宗赜：《禅院清规》，第13页。

[⑩] [元]德辉：《敕修百丈清规》，李继武校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见“报本章”、“尊祖章”等。

[11] [美]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陈新权，王平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9页。

[12] [日]高桥忠彦：《唐代茶与佛教的关系》（上），陈星桥译，《法音》，1996年06期。

[13] 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第43-44页。

[14] 李申校译，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7页。

[15] 李申校译，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译注》，第50页。

[16] 李申校译，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译注》，第36页。

[17] 胡适：《胡适之禅宗考论》，第250、252页。

[18] [日]入矢义高：《马祖语录序》，见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何燕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3页。

[19] 葛兆光：《增订本禅思想史》，第368-369页。

[20] 贾晋华：《古典禅研究：中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新探》（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142页。

[21] [日]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第44页。

[22] [日]小川隆：《禅思想史讲义》，彭丹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7页。

[23] 日本学者小川隆认为“宋代禅，一言以蔽之，是‘公案禅’的时代”。见氏著：《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第188页。

[24] 皮朝纲：《圆悟克勤的禅学思想及其对中国美学的启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25] [日]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第225页。

[26]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01页。

[27]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195页。

[28] 周绍贤：《佛学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208页

[29] [日]衣川贤次：《禅宗思想与文献丛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30] [日]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第167页。

[31] 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赵桐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209-211页。

[32] 释明贤选编：《虚云老和尚禅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6页。

[33] [日]道元：《正法眼藏》，何燕生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71-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