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 ，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 ，即闲 、隐 、乐 。三者统一到人 ，媒介是茶 。“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 ，“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 ，“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 ，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 ，“闲”是前提条件 ，“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 ，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 、游手好闲 、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 、优裕 、散淡 、豁达 ，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 ，也包括生活方式 。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 。鲁迅在《喝茶》一文中说道 ，“有好茶喝 ，会喝好茶 ，是一种清福 。不过要享这‘清福’ ，首先就须有工夫 ，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 。”“闲”就是有工夫 ，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 ，茶因闲得以成就 ，闲因茶得以充实 。不过 ，闲时吃茶与吃茶以度闲是不同的 ，前者仅仅将吃茶当做短暂的过程 ，一系列事项中的片刻停留 ，吃茶只是手段；后者却是将吃茶本身当做一件顶重要的事 ，全身心沉浸吃茶中 ，闲暇只是预备来吃茶的 。

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 ，重要的是心理上 、精神上的闲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即从容应对 ，等闲看过苦难沧桑 、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 ，置之度外 ，心中只有茶 ，将我融于茶 ，将茶化作我 。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 、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 ，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 ，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

早期的儒家 ，如孔子 、孟子都是反对隐居的生活 ，也对隐者大加鞭挞 ，但魏晋之后的儒家因吸收了道家 、佛教思想 ，对“隐”的理解有了变化 ，开始主动接纳“隐” 。如范仲淹说到 ，“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 ，出世有为与退世无为都得到了同样的肯定 。从价值论上说 ，“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 ，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 、淡泊 、精俭 、洁身自好 ，这不是被动的退让 、逃避 ，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 、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 、固守内心的道德律 ，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 、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 ，不做犬儒 ，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 。

“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 ，避喧嚣而处落寞 ，离繁华而安清贫 ，这非一般人可为 。陆羽在《茶经》里说 ，“茶之为用 ，味至寒 ，为饮 ，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他不是说喝茶后 ，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 ，相反 ，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 ，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 ，那就是人选择了茶 ，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 ，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 。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 ，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

“乐”是中国儒家的重要主张 ，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 。孔子曾言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孟子提出“与民同乐” ，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成为了儒者精神品格的写照 。儒家的人格通常被归结为“孔颜之乐” 。西方哲人康德提出了德福一致 ，中国儒家乃至深受儒家思想侵染的中国人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 ，如助人为乐 、乐于助人 、乐善好施 ，都是将行善 、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 ，是一种精神快乐 ，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 。

“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 ，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 ，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 ，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 ，具有高度的封闭性 ，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 ，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 、吃茶过程中的寂 、静 、敬的成分 ，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 。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 ，宋代出现茶道时 ，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 、寺院 、宫廷 、世家 、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 ，茶文化流布广泛 ，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 。中国茶道之乐是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现实的关切 。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 ，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 ，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 ，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