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品茗”中的审美表现形态

从上述关乎饮茶文化发展史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 ，作为根源的主体性存在之人与茶关系的演变 。可以说 ，作为文化形态的中国茶文化 ，正因为发展到“品茗”的层次 ，人才具备了具有主体性存在的审美意味 ，使茶文化以“审美”的特质获得了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简单地说 ，最初的“茗饮”重心在于“茗” ，“饮”是被动的行为选择 ，人的主体存在受制于物的样态与属性的制约 ，正因此“茗饮”中“茗”在先而“饮”在后 ，“饮”只具备功能性意义 。而当唐代出现“啜茶”之后 ，人的主体性意义开始觉醒 ，因为“啜”显然是为了品尝“茶”的需要 ，在这里人的主体性存在得以强调 。然而 ，茶的物性规约在此并没有消减 ，即使唐末乃至宋代出现“品茶”追求 ，由于此时的“品茶”仍然停留在对于水的选择 、茶的采制等要素的探索之中 ，其主体性仍然无法脱离物性的制约 ，这里的主客关系充其量也只是对等的 。正因为如此 ，宋代流行的不是“品茶”而是“斗茶” ，在“斗茶”中人的存在被“茶戏” 、“茗战”之娱乐性所异化 ，主体性不但没有增强 ，反而削弱 。只有到了明代 ，人们从茶文化的病态娱乐中解放出来 ，“品茶”时提倡选择“茶侣” ，寻求“茶趣” ，追求“品真”等 ，人的主体性存在得到空前的强化 ，“品茶”时其主体存在与其说是茶 ，不如说在于人的自我感觉 ，茶的重要性退到次要的位置 。正是在这种审美背景下 ，明末出现了“品茗”的文学性表现 。茶成为人确认主体存在的媒介 ，特别是“茶侣”与“茶趣”的追求 ，其重要性在人而不在茶 。正是上述人与茶这种关系的演变 ，清晰地勾勒出中国茶文化从物质属性上升到审美属性的发展轨迹 ，具有了揭示人与物的关系发展之哲学性意蕴 。而这种意蕴 ，当然凝聚在人们寻求“品茗”的审美活动之中 。

谈到“审美” ，我们首先对其具有基本的内涵界定 ，那就是怎样的营为属于审美？审美有哪些层级的表现？等等 ，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基本的把握 。

关于审美 ，我们很容易想起柏拉图在其《会饮篇》中对于“美”的探索过程的阐述 。那就是我们需要从一个美的身体开始 ，到两个美的身体 ，再到所有美的身体 ，然后从美的身体到人的各种营为 ，再从美的营为到美的学问 ，从各种美的学问到以美本身为对象的学问,最终抵达美本身是什么的把握 。在这种从低级向高级不倦探索上升的过程中 ，有一天“突然地（eksaiphnes）”面前出现真正美的原野 ，从而幸福地“观照（theomenous）”真正的美 ，让自己的灵魂与美的理型（idea） 、即美的本真存在达到浑然如一 、或者说“一如”的状态 ，在这种观照状态中把握美[1] ，这种过程被称为“最高的神圣秘仪” 。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 ，对于美的探索 、即审美过程具有从物到事 ，从诸多的物-事再到美本身 ，是一种由点到面 ，由个别到一般 ，从低级向高级 ，由形而下向形而上的上升过程 。第二 ，美本身的出现是以“突然”的形式 、即美是以无法言说 、也无法进行逻辑推论的形式出现 ，从而与探索者相遇的 。第三 ，人把握美的方式是一种“观照”状态 、即人的理性 、灵魂与美本身浑然一体的一如之境 ，人在物我两忘之中 ，只可神交 ，不能通过言说来实现 。或者只有悟境而不可成言 。正如《老子》之“道可道 ，非常道”之不能言 、不可名之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状态 。只有这种人与美本身的一如关系 ，才是审美的终极之境界 ，才能称得上达到一种真正的审美状态 。那么 ，我们所要探讨的关于“品茗”中的审美 ，当然也需要对于是否符合上述这种审美状态进行考察 。

纵观在中国茶文化中“品茗”的审美表现形态 ，可以发现上述的三种过程中的第一层面有所体现 。而第二层面属于个人的经验似乎也存在 ，因为部分心得性言论 、诗文的出现可以佐证这种与美相遇的个人经验 。至于第三层面也就是最高的层面所要求的对于美的形而上“观照”的追求 ，基本还没有相关的触及 。具体地说 ，从陆羽的《茶经》到宋代《品茶要录》 、乃至明代程用宾《茶录》 、华淑《品茶八要》等文献中所揭示的饮茶中的审美追求 、即对于审美对象之茶 、水 、器具 、环境以及采茶时期 、制茶方法 、煮水心得 、茗饮之人的心境要求等 ，这些与审美相关的要素中都没有上述第三层面的体现 。

陆羽不愧为“茶圣” ，一部《茶经》以寥寥七千余言 ，几乎囊括了饮茶所必然涉及的主要方面 ，作为一部茶文化之“经” ，实乃当之无愧 。后世与茶文化有关的文献 ，基本没有超出陆羽所揭示的范畴 ，只是更为细化而已 。《茶经》中所阐述的内容 ，可以说大多数都与“品茗”中的审美追求有关 。归纳起来 ，主要有两个方面 、四个向度的内容 ：（1）关于人与物的选择 、甄别 。（2）对于知与行的规定与要求 。当然这里所说的“知”并非阳明心学所谓的“致良知”之“知” ，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与茶相关的“知识” 。A 、陆羽首先指出“茶之……为饮 ，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这是对于茶人的要求 。B 、各种器具 、器皿的材质 ，各种水质的优劣之分 ，各种茶的产地 、采摘 、加工以及烹煮方法等 ，皆为物之追求 。C 、对于水的鉴别 、生火材料的选择 ，所谓的“山水上 、江水次 、井水下” ，“其火用炭 ，次用劲薪”等 ，煮水时候的听声（“微有声”） 、辨状（“鱼目” 、“连珠” 、“鼓浪”）等 、还有茗饮时“乘热连饮之 ，以重浊凝其下 ，精英浮其上 。如冷 ，则精英随气而竭 ，饮啜不消亦然矣”等心得 ，以及茶的各种产地之所在等 ，这些当然都是关于知的范畴 。D 、关于行的问题 ，上述对人之“精行俭德”的要求 ，其实也是茶的审美中“行”的根本 。当然 ，更为广义地说 ，茗饮时对于茶人的一切要求 ，都与“行”有关 。《茶经》中上述这些与“茗饮”有关的内容与范畴 ，成为后世关于茶的思考与探索的一种基本框架 ，如陆羽之后 ，张又新谈“煮水” 、苏廙论“汤品” 、温庭筠述“采茶” 、毛文锡撰“茶谱”等 ，无不源于陆羽的视域 。其实 ，宋代以后所能看到各种茶文化文献 ，其中所探讨 、撰述的问题 ，也都是在陆羽所划定的疆界中展开 ，只是某些部分内容更为丰富一些罢了 。如欧阳修谈“水” 、蔡襄论“茶”说“器”以及黄儒的“品茶”之说出现 、徽宗皇帝赵佶大观年间所作的“茶论”等 ，也都是在细化陆羽《茶经》的理论 。为此 ，可以说《茶经》虽然尚未出现自觉地上升到可谓“品茗”的境界性追求高度 ，但已经为茶文化走向后来的“品茗”追求奠定了基本领域与探索方向 。

从唐代到宋代出现的关于茶的理论 ，其作为茶文化中“审美”的表现形态 ，基本停留在对于“物与事”的审美之中 ，也就说停留在关于上述审美问题之第一层面中从“身体性审美” 、即“物的审美”到各种“事的营为”中 ，其最高也只达到关于美的学问的问题 ，而最终需要进入“美本身” 、即“真正的美”的探索还没有出现 。而拥有这种探索倾向（不是探索本质）之“品茗”意义的追求 ，只有到了明代诸文献 ，特别是最初在朱权《茶谱》中出现 、而在程用宾《茶录》等文献中得以继承的 、明代人关于“品真”的追求中才始显端倪 。

《茶谱》的“品茶”曰 ：“于谷雨前 ，采一枪一叶者制之为末 ，无得膏为饼 ，杂以诸香 ，失其自然之性 ，夺其真味；大抵味清甘而香 ，久而回味 ，能爽神者为上 。”[2]而程用宾的《茶录》对“品真”作了更为详细阐述 ：“茶有真乎？曰有 。为色 、香 、味 ，是本来之真也 。抖擞精神 ，病魔敛迹 ，曰真香 。清馥逼人 ，沁人肌髓 ，曰奇香 。不生不熟 ，闻者不置 ，曰新香 。恬澹自得 ，无臭可伦 ，曰清香 。论干葩 ，则色如霜脸菱荷；论酾汤 ，则色如蕉盛新露；始终如一 ，虽久不渝 ，是为嘉耳 。丹黄昏暗 ，均非可以言佳 。甘润为至味 ，淡清为常味 ，苦涩味斯下矣 。乃茶中著料 ，盏中投果 ，譬如玉貌加脂 ，蛾眉试黛 ，翻为本色累也 。”[3]关于茶的色香味 ，做到如此综合而详细的形象描述 ，至此为止的文献实为罕见 。[4]显然 ，这里所说的“真” ，就是一种自然本真 。那么这里对“品茗”过程所揭示的如何“品真” ，显而易见 ，其关键在于必须是一种“道法自然”的追求 。而在这种追求中 ，人的主体性存在是其根本 ，即对于茶的色香味究竟如何呈现 ，其“真”如何等建立在人的知性鉴别与判断之上 。

其实 ，明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文献值得关注 ，那就是许次纾的《茶疏》 。根据许世奇的记载 ，这部著作应该完成于明万历丙申年 、即万历二十五年 、公元1597年或者之前时期 。[5]此书在吸收 、继承了前人关于饮茶著作中各种成果的基础上 ，第一次对于品茶的时机（“饮时”） 、即怎样环境 、哪些时间 、怎样心态条件下适合“品茗”做了完整的阐述 。

在这个文献中 ，许次纾明确提出了“品茗”时的两种情况 ：一种是自己品茶时可以“躬自执劳” 。另一种则是接待客人时“岂能亲临 ，宜教两童司之” ，并对“童子”的礼仪做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然而 ，我们应该更为关注其中“饮时”一节的内容 ：“心手闲适 、披咏疲倦 、意绪棼乱 、听歌闻曲 、歌罢曲终 、杜门避事 、鼓琴看画 、夜深共语 、明窗净几 、洞房阿阁 、宾主款狎 、佳客小姬 、访友初归 、风日晴和 、轻阴微雨 、小桥画舫 、茂林修竹 、课花责鸟 、荷亭避暑 、小院焚香 、酒阑人散 、儿辈斋馆 、清幽寺观 、名泉怪石” 。[6]在这96字中 ，呈现了许次纾所追求的适合茗饮的时间 、地点 、心情 、环境 、状态等全部条件 。这里虽然有部分内容属于内在条件的揭示 ，但更多是对外在条件的要求 。

如果把许次纾与前述程用宾“品真”比较 ，程用宾之“品真”所阐述的属于我与物（茶）如何相遇 ，我在这种相遇中如何追求“茶之真”之“品茗”求真的审美之境 。在这种求真的追求中 ，人的主体性得到空前的强调 。而许次纾则不同 ，他的审美追求 ，已经游离出“茶”的存在 ，把审美过程建立在我与所置身的环境之中 ，环境与时间的主体性得到强化 ，至于“茶”在这里已经退到第二位 。正因为这样 ，他才会提倡待客时“教两童司之”的自己让位问题 。但这种让位使物与事分离 ，知与行悬搁 。可以说 ，这种“品茗”的审美追求 ，是典型的缘木求鱼 、本末倒置的营为 ，为后代“品茗”文化走向世俗化的外在追求开了先河 。不知道当今流行的所谓茶艺是否受此影响 。小院焚香 、美女抚琴 、佳人泡茶 ，几乎成了随处可见的“品茗”风景 。具有崇高主体性审美追求的“品茗” ，必须是“躬自执劳” ，待客接人 ，更应该如此 ，只有这样的品茶论道 ，人的主体性才能得以真正确认 ，才是“品茗”的根本所在 。对此 ，清代陈元辅却有清醒的认识 。他在《枕山楼茶略》中明确指出 ：“烹茶之法 ，与阴阳五行之理相符 ，非智心文人 ，恐体认不真 ，未免隔靴搔痒 。望见人多以烹茗一事付之童仆 ，未免粗疏草率 ，致茶之真气全消 。在我莫尝其滋味 ，吾愿同志者 ，勿吝一举手之劳 ，以收其美 。”[7]这是对“品茗”之真正意义的有识者才具有的认识 。不过 ，话虽这么说 ，我们也应该承认 ，作为一种审美形态 ，许次纾那样对于“茶”之外的形而下条件的审美寻求 ，也是构成“品茗”（广义）审美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显然 ，当中国茶文化发展到明代 ，对于茶之外的饮茶环境营造 、饮茶时期选择 、茶之真味的寻求等要素的出现 ，关乎“品茗”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属性 ，才初步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呈现 。

从以上简单的文献梳理不难看出 ，古代中国的茶文化中出现的“品茗”审美属性 ，大抵表现为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 。从广义来看 ，各种文献中出现的对于茶 、茶器 、采茶时节 、加工工艺 、品泉 、侯汤 、洁具 、茗饮环境 、点茶顺序 、茶侣要求 、茗饮形式 、茶艺 、茶俗等各种讲究 、各种规约的极致性追求 ，都可以归属于“品茗”的审美范畴 。而从狭义来说 ，只有对于茶侣的选择 、茶汤的品鉴 、茶事的仪式化探究之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强化的过程 ，才具有“品茗”审美的真正意蕴 。程用宾《茶录》中所揭示的“投交” 、“酾啜” 、“品真”三个层面的“茗饮”规约 ，在形式上已经具有了这种“品茗”审美的内涵 。然而 ，即使这里所揭示的“品真”追求 ，仍然也只是停留在从美的营为到美的学问层面 ，进一步从美的学问上升到以美本身为对象的探索还没有出现 。因为在这里人与茶的关系还存在主客二元分裂的状态 、即茶汤还是茶汤 ，人还是人 ，“品茗”还是为了茶 、被茶所规约 ，同时茶又是因人而存在 ，被人的选择 、鉴别所限制 。审美要求的茶与人的一如状态还没有在这里出现 。而真正意义的“品茗” ，则需要达到茶不是茶 ，人不是人 ，茶与人浑然一体 ，同时茶就是人 ，人就是茶 ，茶与人两忘的审美境界 。然而 ，这种超越了茶的物质存在意义 ，超越了人与茶辨别的观照状态之审美追求 ，在明代“品真”中没有任何揭示 。赵佶《大观茶论》中所说的“品茗”时之“啜英咀华 ，较箧笥之精 ，争鉴裁之妙”也同样如此 ，尽管人在茗饮时努力追求“品第之胜 ，烹点之妙 ，莫不咸造其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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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柏拉图《会饮篇》211a-e.

[2]朱权 、田艺蘅 ：《茶谱 煮泉小品》 ，中华书局 ，2012 ，第38页 。

[3]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313页 。

[4]钱椿年所辑《茶谱》中也提出“真”的问题 ，但只是停留在“香”中 ，而“味”则只是“佳” 、“色” ，只强调“正” ，没有全部突出对于“真”的理解 。另外 ，他虽然也强调“不宜以珍果 、香草杂之”的问题 ，但还是退一步阐述“若必所宜 ，核桃 、榛子 、瓜仁……”等物品“或可用”的妥协性选择 。

[5]根据《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中的“作者及传世版本”所云 ：“本文的写作年代 ，据许世奇引言 ，‘丙甲（申）年 ，余与然明（许次纾的字）游龙泓……嗣此经年 ，然明以所著《茶疏》视余’” ，由此暂可推断此书的写作在此之间完成 。

[6]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262-263页 。

[7]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824页 。

[8]赵佶 ：《大观茶论》 ，中华书局 ，2013 ，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