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  从“品茗”到“茶道”

当我们对于中国茶文化中的“品茗”审美属性有了上述把握之后 ，最后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种审美追求与所谓的“茶道”是怎样的关系 。

关于“茶道” ，在中国有一种比较模糊的认识 ，那就是中国是茶的原产地 ，且中国人自古拥有重“道”的传统 ，所以茶道 ，当然也源于中国 。然而 ，近年来学界对于这种认识 ，出现了关于中国茶道的有无之争 。肯定者与否定者各执一理 ，双方的论点其实并没有真正构成学术意义上的对话与探索 。只在各说各的道理 ，当然 ，这可能也是学界的常态 。

要认识中国是否有“茶道” ，首先必须确认“何谓茶道” ，不知“茶道”是什么？哪能知道中国有没有“茶道”？然而 ，要对“何谓茶道”？或者说为“茶道是什么”进行明确定义 ，这是极其困难 ，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是对立观点双方各持己见的缘由所在 。不过 ，从学术探索的基本而言 ，可以首先确立一个探索的共同平台 ，确定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标准 ，以此观察中国的茶文化中 ，是否存在“茶道”的问题 。那么 ，这个共同的标准应该如何确立？我们可以参照先人们学问探索的方法 。其实学问探索就是一种哲学探索 ，哲学对于不知道的事情如何进行探索 ，同样适用于我们关于“茶道是什么”的探索 。

在这里 ，再次让人想起柏拉图《理性国》中关于“善是什么”的探讨 。苏格拉底面对格劳孔“善是什么”的追问时 ，首先明确表明自己不知道“善是什么” ，但是 ，他可以回答自己的所想（ha  oietai） ，即“如果是善 ，其应该是怎么样的存在”的问题 。由此 ，引出了著名的“日喻” 、即以太阳比喻成“善”的存在 。[1]也就是说 ，虽然不知道“X是什么？” ，但至少可以确立一个“X是怎么样？”的范型作为标准 ，以此确认双方所抵达的结论是否符合这个标准 。这也是我们在探索未知的事物时所能凭借的唯一可行路径 。

要探索“茶道是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确认“何谓道？” 。在中国传统哲学语境中 ，关于“道”的理解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涵 ，一种是自然世界终极的本原性存在 、根源性原理之“道” 。如老子所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中的这种“道” ，此“道”也可理解为“天道” 、“地道”或“天地之道” 、“自然之道” 。另一种则是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第四》）中所说的“道” ，这种“道”即“人道” 、或“人伦之道” ，因为孔子所追求的是与人相关 、形成人类社会仁治 、礼治之和谐秩序的原理 。为此 ，两种“道”的性质与作用有所不同 ，前者的性质特征为“法自然” ，揭示的是自然本身的状态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后者则是探索修身之则 ，能够引导 、治理人与社会 、人与人之间所需要的“伦”之所存 、“理”之所在 。所以才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之说 ，这里的“道”当然通“导” ，指的是“引导”或“治理” ，其性质是“道义” 、“道德” 、“道理”等 。然而 ，无论怎样 ，作为“道”的存在 ，对于人来说两者都具有老子所说的“不可道”的特征 ，其终极之义都是无法言说的 。为此 ，只有通过人的各种“行” 、或者说具体的“事”得以呈现 、进行探索 。同理 ，当茶从物质存在的层面 ，上升到寻求“道” 、呈现“道”之所存的追求之所谓的“茶道”时 ，就必须具备“法”自然 、“养”身心 、“修”德行 、“弘”道义的追求 ，并以此呈现人类探索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的善美营为 。只有这样意义的以“茶”问道 、 以“茶”悟道 、以“茶”载道 、以“茶”弘道的审美营为才能称之为“茶道” 。

那么显然 ，如果要称得上是“茶道” ，就应该具备上述这样的存在特征 。虽然这也只是停留在“是怎么样”而非“是什么”的层面 ，也就是说只是一种理想的预设 。但是 ，以这种理想范型（Pradeiguma）为尺度 ，作为衡量“茶道”有无的标准 ，我们仍然可以探索在中国的茶文化中具备审美意义的“品茗”是否拥有“茶道”的内涵与本质 。

从上述“道”所揭示的内涵来看 ，关于“茶道”应该具备两个方面的探索 ，那就是天道与人道 。天道与“物”相关 ，属于“当然”之道 。而人道则与“事”相接 ，是寻求“当为”之道 。从上一节所分析的“品茗”审美属性中可以看出 ，从唐代至清代 ，有关茶文献中阐述的历代茶人对于品茗的各种心得 、规约 、讲究等 ，有一个明显的倾向 ，那就是都在揭示人与物的关系 、即如何辨别茶 、如何采摘 、加工 、保存茶 、如何选水 、如何煮水 、如何点茶 、选择怎样的饮茶环境等 ，表现的都是作为品茗主体人的存在如何面对人之外的诸物的存在 ，在这里“法自然”的追求是茶人们的共同特征 。比如 、强调好茶与采茶时节的关系 、好汤与好水的关系 、侯汤与茶人的关系 、点茶心得等 ，都体现出这种倾向 。这些“当然”涉及的都是“天地之道” 、“自然之道”的问题 ，说明在中国茶文化的“品茗”审美中 ，构成“茶道”意义探索的其中一个方面的形式条件与表现内容是有所体现的 。那么 ，另一个方面之与人相关的“人道”探索是否存在呢？其实 ，在“品茗”审美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一节没有梳理 ，那就是关于“品茗”中“茶侣”选择的问题 。而这正是构成“茶道”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即人道之当为的问题 。

“茶侣”指的是茗饮的宾客 ，所以在明代还出现“茶宾”的表现[2] 。“茶侣”一词最初出现在明代徐渭所改订勒石的唐代卢仝《煎茶七类》中 ，其中的“第六类”曰 ：“茶侣 ：翰卿墨客 ，缁流羽士 ，逸老散人 ，或轩冕之徒 ，超然世味者” 。[3]需要注意的是 ，此文献“七类”中的“第一类”首先讲“人品”问题 ，曰 ：“一 、人品 ：煮茶虽凝清小雅 ，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 。故其法每传于高流大隐 ，云霞泉石之辈 ，鱼虾麋鹿之俦（说郛续本 ，喻政茶书 ，把‘……之辈 ，鱼虾麋鹿之俦’一句半改缩成‘磊块胸次间者’）” 。这个文献提供了两个信息 ：第一 ，如果此文献真是卢仝的作品 ，说明“茶侣”之说源自唐代（因其自序说此文献是其修订卢仝之作） 。第二 ，关于“茶侣”的选择源于“茶”对于“人品”的要求 ，即所谓的“须其人与茶品相得” 。正如屠隆所说 ：“使佳茗而饮非其人 ，犹汲乳泉以灌蒿莱 ，罪莫大焉 。有其人而未识其趣 ，一吸而尽 ，不暇辨味 ，俗莫甚焉 。”[4]也就是说由于茶对于人的要求 ，在“品茗”时需要与之相宜的宾客 。徐渭（卢仝）的这种思想在宋代叶清臣《述煮茶泉品》也有所体现 。曰 ：“紫华绿英 ，均一草也 ，清澜素波 ，均一水也 ，皆忘情于庶汇 ，或求伸于知己 ，不然者 ，丛薄之莽沟渎之流 ，亦奚以异哉 ！”在此文献的“跋”之中 ，更进一步提出了品泉如品人之说 。[5]根据叶清臣的理解 ，茶叶与水 ，本来与“丛薄之莽沟渎之流”无异 ，由于人的发现而使其成为尤物 。那么 ，“品茗”对于“茶侣”的选择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在此后的许多茶文献中 ，都能看到关于“茶侣”相关的阐述 。[6]为此 ，屠本畯在《茶笈》中评曰 ：“茶犹人也 ，习于善则善 ，习于恶则恶 。”[7]

关于“茶侣” ，除了这些对于品茗者的品性 、修养 、学识等要求之外 ，还有对于多少宾客人数的要求 ，这在前文已经述及张源在《茶录》中最初提出了人数多少为宜的问题 ，后来高元濬在《茶乘》中把“茶侣”与人数要求合在一起 ，专设“茶宜”一章阐述 ：“茶侣宜翰卿墨客 ，缁流羽士 ，逸劳散人 ，或轩冕之徒 ，超轶世味俱有云霞泉石 、磊块胸次间者 。（这些内容出自徐渭）饮茶以客少为贵 ，客众则喧 ，喧则雅趣乏矣 。独啜曰神 ，二客曰胜 ，三四曰趣 ，五六曰汍 ，七八曰施 。”[8]（这些内容与张源相同）而到了明末黄龙德撰《茶说》时 ，则进一步指出独饮与跟“茶侣”一起“品茗”感受的不同之所在 。他说 ：“茶灶疏烟 ，松涛盈耳 ，独烹独啜 ，故自有一种乐趣 ，又不若与高人论道 、词客聊诗 、黄冠谈玄 、缁衣讲禅 、知己论心 、散人说鬼之为愈也 。对此佳宾 ，躬为茗事 ，七碗下咽而两腋清风顿起矣 。较之独啜 ，更觉神怡 。”[9]

从以上这些文献我们不难发现 ，古代茶人关于选择“茶侣”的基本要求与思想 。第一 、茶侣必须是懂茶之人 ，人与茶品必须相宜 、即所谓的不能“饮非其人” 。第二 ，品茗之人需要选择高雅之士 ，不可赋予粗俗之辈 。正如卢仝诗曰 ：“柴门反关无俗客 ，纱帽笼头自煎吃 。”（《谢孟谏议茶歌》）或曰 ：“此正如美人 ，又如古法书名画 ，度可著俗汉手否？”[10]（陈继儒《茶话》）等 。第三 ，品茗时分为独啜与宴客 ，宴客时茶侣的人数不宜多 。因为“客众则喧 ，喧则雅趣乏矣 。”从这些要求及其原因的表述可以看出 ，“茶侣”的选择仍然来自于人与茶的关系着眼 ，同样是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的基础之上 ，这里的“当为”之理与上述天道的“当然”之理同构 。至于如何通过“茶”这个载体 ，“品茗”这种营为 ，探索 、呈现人与人的关系应该如何建立？通过“茶”来揭示人应该如何从“物”的束缚中获得自由 ，超越“物”的追求 、“物”的享乐 ，达到眼中无“物” ，心中无碍的澄明之境等都没有得到体现 。特别是对于“茶侣”选择进行人的雅与俗区分 ，把“雅”的追求放在核心的位置 ，拒绝“俗”的参与 ，从而使“茶”成为“轩冕之徒 ，超然世外者”等“翰卿 、墨客 ，缁流 、羽士 ，逸老 、散人”等社会名流 、有闲 、有钱阶层的垄断性消费 。这种规约 ，显然与“茶道”之“人道”中应该追求“众生平等”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 。当然 ，我们应该承认 ，作为中国茶文化上升到“品茗”追求的就是源于上述翰卿 、文人 、墨客 、缁流 、羽士等所谓的“轩冕之徒 ，超然世外者”使然 。然而 ，要让“品茗”上升到“茶道” ，必须超越个体的身份 、地位本身 ，以“众生”为“茶侣” ，进入真正意义的以“茶”问道 、 以“茶”悟道 、以“茶”载道 、以“茶”弘道的审美营为 ，才能说中国茶文化的审美追求达到了“茶道”的境界 。

那么 ，中国茶文化的“品茗”为什么无法上升到真正意义的“茶道”追求呢？这个原因我们需要思考 。从历史文献所揭示的内容来看 ，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历代茶人对于“茶道”缺少清醒的认识 ，虽有“茶道”一词 ，却没有自觉地进行过真正意义的“茶道”应该是什么的探索与追求 。

在中国茶文化的文献中 ，涉及到“茶道”一词 ，一般都会并举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和封演的《封氏闻见记》的两个文献 。皎然的诗中最初出现了所谓的“孰知茶道全尔真 ，唯有丹丘得如此”之“茶道”一词[11] ，但从全诗来看 ，这似乎仅仅是从饮者的自我感觉而言 ，是接着前面所谓的“三饮便得道 ，何须苦心破烦恼”以及“崔侯啜之意不已 ，狂歌一曲惊人耳”的饮者情景 、状态而来的 。而封演所说的“有常伯熊者 ，又因鸿渐之广润色之 ，于是茶道大行 。王公朝士无不饮者”[12] ，这里的“茶道”之意也不明确 ，似乎只能理解为“饮茶之风”盛行 ，只是说陆羽之《茶经》出现之后 ，由于其对于“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 ，造茶具二十四式”等关于茗饮规范的整理 ，从而使当时饮茶风气兴起而言的“茶道大行” 。而在与茶相关文献中第一次涉及阐述“茶道”的是明代的张源《茶录》的最后一节专述“茶道” 。“茶道 ：造时精 ，藏时燥 ，泡时洁；精 、燥 、洁 ，茶道尽矣 。”[13]但这里所说的“茶道” ，是从加工 、保存 、冲泡的三个要求而言 ，与我们上述所理解的“茶道”相去甚远 。到了清代 ，“茶道”一词变成“茶之为道”和“品茶之道”说法 。其中在陆庭灿所辑的《续茶经》中 ，辑录了《农政全书》的内容 ：“茶之为道 ，释滞去垢 ，破睡除烦 ，功则著矣”[14] ，显然这里只是在说茶的功效 ，不是说“茶道” 。可是“品茶之道”则不同 ，那是胡秉枢在其所撰的《茶务佥载》[15]的最后一节“品茶法”中总结时的结语 ：“故品茶之道 ，岂可言易哉？”[16]这一节内容首先是阐述茶 、水 、器的选择 ，然后强调煮水 、薪材 、冲泡 、盖碗同样极其重要 ，不然会破坏茶汤的“真性” ，结句使用了“品茶之道”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 ，胡秉枢所说的“品茶之道” ，也只是从选茶 、择水 、侯汤 、冲泡的角度阐述“茶道” ，也不是一种以茶问道 ，以茶悟道 、以茶载道 ，以茶弘道的追求 ，只是属于茶艺的范畴 。因此 ，并没有超越中国历代茶人论茶时所关注的问题 、即局限于人与物（茶 、水 、器）的关系 ，也没有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揭示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 ，在中国的茶文化中 ，“茶道”并没有进入探索的领域 。

第二 ，  中国的历代茶人对于“品茗”的追求 ，主要着眼于“茶趣” ，是一种自我享乐 、得趣 、优雅生活的个体性享受与自我感觉的需要 。

对于“茶趣”的追求 ，清代陈元辅在其《枕山楼茶略》中有一节明确的揭示 ：“饮茶贵得茶中之趣 ，若不得其趣而信口哺啜 ，与嚼蜡何异 ！虽然趣固不易知 ，知趣亦不易 。远行口干 ，大钟剧饮者不知也；酒酣肺焦 ，疾呼解渴者不知也；饭后漱口 ，横吞直饮者不知也；井水浓煎；铁器慢煮者不知也必也 。山窗凉雨 ，对客清谈时知之；蹑屐登山 ，扣舷泛棹时知之；竹楼待月 ，草榻迎风时知之；梅花树下 ，读《离骚》时知之；杨柳池边 ，听黄鹂时知之 。知其趣者浅斟细啜 ，觉清风透入五中 ，自下而上 ，能使两颊微红 ，冬月温气不散 ，周身和暖 ，如饮醇醪 ，亦令人醉 。然第语其大略 ，至于个中微妙 ，是在得趣者自知之 。若涉语言 ，便落第二义 。”[17]如此详细描述何时品茶 ，可以得茶之妙趣 ，实属少见 。这里着重阐述懂得何时 、何处饮茶属于知趣者 ，然而即使知趣 ，也只是个人感受之“自知之” ，不可通过语言得以传授与共享 。这种关于“品茗”的心得 ，当然符合前述审美忘言之境 。因此 ，也只有“知趣者”各自心知意会 ，那么 ，“茶侣”的选择 ，似乎成为必然 。为此 ，“煮茶” 、“品茗”的心得之法 ，也只能“每传于高流大隐 ，云霞泉石之辈”[18] 。

第三 ，茶为非必需之物 ，对于一般庶民百姓来说 ，茶只属于生活的奢侈品 ，可有可无 。至于追求“品茗”审美 ，更非常人所能企及 。纵然具备消费条件的特殊阶层的一部分人 ，他们即使日常茶事 ，往往也只用来体现自己的身份 、地位 、品位 、附庸风雅之所需 ，并不能真正体得其中的况味 。因此 ，清人刘源长辑《茶史》时 ，明确阐明了什么人才拥有“赐茶之福” 。他指出 ：“吾观生民之务 ，莫切于饱暖 ，乃或终岁不得制衣 ，并日不得一食 ，安计不急之茶？至于奔名趋利 ，淫湎纷华者 ，虽有名品 ，不暇啜也 。桓谭有云 ：天下神人 ，一曰仙 ，二曰隐 。吾以为具此二德 ，而后可以赐茶之福 ，策茶之勋 。”[19]然而 ，现实中茶之名品 ，却往往被那些“奔名趋利 ，淫湎纷华者”所垄断消费 ，他们以茶来达到其趋炎附势 、附庸风雅的世俗目的 。正因为如此 ，才会出现把“以烹茗一事付之童仆” ，除此之外 ，佳人美姬 、玉手香肌 ，往往成了一些茶事饮客的烹点之主 ，从而让“茶道”之真义尽失 。

综上所述 ，本应具备高度审美意义的“品茗” ，在中国的茶文化中 ，并没有真正上升到探索“茶道”之真意的追求 。虽然从其表现形态上 ，已经触及到“茶道”的两个层面表现 、即无论是作为“道”之所存中的天道与人道似乎都有相关内容涉及 ，但是 ，那些内容更多地仅停留在人与物的关系层面 ，呈现在形式意义上的所谓“茶道”的追求与心得 ，而在本质意义上并没有达到真正属于“茶道”所拥有的探索精神 。当然 ，从“茗饮”到“品茗”之古代饮茶文化的发展史来看 ，其中作为根源的主体性之人的存在 ，在审美追求中不断得到强化的倾向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哲学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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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柏拉图《国家篇》第六卷 ，506d-509b.

[2]茶宾 ：枯木山中道士 ，绿萝庵里高僧 。一笑人间白尘 ，相逢肘后丹经 。（醉茶消客辑《明抄茶水诗文 ：大城山房十咏》 ，参见《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507页） 。

[3]徐渭 ：《徐渭集》 ，第1147页 。

[4]明·屠隆撰《茶笺》（参见《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235页） 。此说可能吸收田艺衡《煮泉小品》同说而来的 。《煮泉小品》曰 ：“煮茶得宜 。而饮非其人 ，犹汲乳泉以灌蒿莸 ，罪莫大焉 。饮之者一吸而尽 ，不暇辨味 ，俗莫甚焉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199页）

[5]参见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93页 。

[6]参见高元濬《茶乘》 ，华淑撰 ，张玮订《品茶八要》 ，胡文焕《茶集》 、陈继儒《茶话》 、陈鉴《虎丘茶经注补》等 。

[7]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340页 。

[8]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274页 。

[9]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416页 。

[10]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267页 。

[11]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越人遗我剡溪茗 ，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 ，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 ，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 ，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 ，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 ，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 ，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 ，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 ，唯有丹丘得如此 。

[12]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中记载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 ，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 ，造茶具二十四式以都统笼贮之 ，远近倾慕 ，好事者家藏一副 。有常伯熊者 ，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 ，于是茶道大行 ，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 

[13]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247页 。

[14]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681页 。

[15]此书是作者在光绪三年（1877年）初撰成之后 ，由于被日本驻中国领事推荐到日本劝农局教授茶事时直接带到日本 ，尚未在中国刊印 。由日本内务省劝农局负责翻译成日文 ，于当年7月份出版 。

[16]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844页 。

[17]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824页 。在《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中 ，编者把其改为“知趣亦不难” ，笔者以为此改动谬也 。应该尊重底本“知趣亦不易”为准确 。

[18]徐渭 ：《徐渭集》 ，第1146页 。

[19]朱自振 、沈冬梅 、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第5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