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获得了第五届“我与茶道”优秀征文一等奖，作者为上海禅艺文化丛书编委会负责人。今日推送，以飨读者！

 

沈纯道 

 

从接触到茶道开始，一个又一个话题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个看似非主流的文化现象，却像一个类似“支柱产业”一样的“支柱专业”，不仅内涵能够不断深挖，而且外延可以无限扩大。 

围绕着“茶业”，它涉及到农业种植、工业加工、商业销售、服务业物流，包装设计、食品饮料等；聚集于“茶学”，它又涉及到作物栽培学、食品学、医学、生物学、哲学、心理学、营销学等；专注于“茶道”，它又涉及到教学、出版、表演、美术、收藏、建筑、庭院、书法、绘画、诗词等，可谓无所不包，无处不在！ 

正是基于自己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求知欲，让我对茶道，尤其是茶道哲学这个范畴里的话题产生了特有的兴趣，在几年前就放下了手上的工作，先放空自己一段时间用于充实自己，再在几个领域内进行深挖，以期获得更多的认识，赢得更多的共鸣。 

惯常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通过大量的阅读获得新的认识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主张，这种方法可以高效率地汲取前人的智慧并早出成果。但是，我似乎不满足于这样的套路，而是想通过更多实证的方式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和认识，就像“茶圣”陆羽那样走向茶山，走到自然中去寻找直觉，形成自己独有的判断。在这一点上，连日本的花道界都盛赞陆羽的精神，提倡一种“用脚插花”的精神，就是要向陆羽学习，用脚走向自然，去发现自然中真实存在的美，去发现别人没有注意过的领域。 

于是，我近年来在中日两国同时收藏茶挂茶器、寻访茶庭茶亭、搜集古籍旧书，考察茶山茶园，希望从中可以获得一些非同一般的研究灵感和观察视角，抓取更多文化传播的细节。 

一、茶挂禅思宜自悟

 走进日本茶室，看到壁龛里，日本也称之为“床之间”的地方，总是悬挂着“茶挂” ，看多之后，知道书写的内容大数是来自中国禅宗文献中的“禅语”，每一句禅语背后又有着一个特别的禅宗公案，如果对公案不了解，那么也就无法完全理解茶挂的内容。 

当年，日本茶道开创人村田珠光跟随一休宗纯修禅习茶，在一休禅师觉得这位跟随自己多年的“钝汉”终于开悟后，就把视为珍宝的圆悟克勤墨迹传给了村田珠光。圆悟克勤是北宋临济宗高僧，以“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的“夹山境”开创了禅境与茶境相结合的圣境，他的墨宝在日本极受尊崇。 

村田珠光把圆悟克勤墨迹悬挂在茶室壁龛里，要求所有进入茶室的人不论身份高低，都要向墨迹行礼。平时，村田珠光也是对着墨迹整日凝思，最终悟出了“茶禅一味”的道理。这一思想经过武野绍鸥又传给了千利休，千利休觉得在茶室里悬挂禅语茶挂是最为合适的，完全符合他的侘寂美学思想，并立下规矩：茶室里都要悬挂禅师墨迹，于是就有了“茶挂” 现象，它是中国禅文化与茶文化在日本传播后产生的新形式。 

由千利休学生南坊宗启撰写的《南坊录》中，把茶挂视为茶道具的首要：“  诸般茶道具中，当以挂物为首要，是主客同修以穷诸茶道究竟、通达要妙的指归。” 禅语来自于中国禅宗，文字来自于中国汉字，形式来自于中国书法，禅宗、茶道、书法的有机结合，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呀！于是，从六年前我第一次注意到茶挂现象后，就决定深入其中，开始直接收藏日本茶挂，希望挖掘出其中更多的文化内涵。

每当收藏到一件茶挂，我就开始查寻它的出处：文字出处与作者出处。日本茶挂的文字大自出自中国禅宗典籍，部分出自中国古诗词，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句子相当冷僻，难以查询。于是，我把当代禅语研究者有马赖底的书籍几乎全部买下，作为工具书使用，诸如《茶挂禅语辞典》《茶席禅语大辞典》等。有些茶挂内容甚至在这些书籍中也无可法查到，例如在一幅“一切皆无”的茶挂里出现的题跋：“老去闲思多旧事，客来清话半新闻”，经过再三查阅，才发现原来出自明代苏州府诗人方鹏(1470－？）《偶作》中诗句，说明茶挂作者对这位并不知名诗人的熟悉与认同，可见日本文人对中国诗词了解的深度。

查询茶挂作者的过程充满着惊喜与艰辛，一些著名高僧相对容易查询，而对于数以万计日本寺院的老和尚的生平记载往往较少，而一幅茶挂如果不知作者是何人，总感觉悬挂出来缺少了一些意义。通过对作者的查询，知道了日本寺院有这样一个处理高僧遗物的极好方式：把高僧曾经穿过的袈裟剪成布条，在装裱其墨宝时用作茶挂中的天地镶边，这样处理过的茶挂顿时非同一般，见物如见人，成为弟子敬仰师父最好的供品，也让文化传承与师徒相承更具有象征意义。 

经过这样的搜集与查询，慢慢地我收藏到了一些重要茶挂，包括京都大德寺、建仁寺、妙心寺、万福寺、相国寺，高野山金刚峰寺、镰仓建长寺等寺院的大僧正、管长、住持的墨迹。当我把它们悬挂在壁龛里时，就像当年的村田珠光一样，可以让我久久地凝视，慢慢地自悟。 

2018年4月，在浙江省湖州举办第二届全国茶道哲学高峰论坛和陆羽诞辰1285年纪念活动时，我将自己收藏的42件日本茶挂作了一次“日本茶挂展”，这是中国大陆举办的首次日本茶挂展，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肯定，许多人为第一见到日本茶挂而惊叹，惊叹茶与禅的结合方式，惊叹茶道与书法的组合形式。之后，湖州市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举办和雅茶聚，专题研讨日本茶挂，多家媒体为这次茶挂展作了专访报道。 

2018年10月，我撰写的《日本茶挂》出版，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本聚集茶挂话题的专著，全书共收录相关图片280幅，分为10章专题论述茶挂话题。《日本茶挂》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当当网的新书好评率始终保持在100%，第一版目前已经脱售。随着《日本茶挂》发行之后的影响不断扩大，引起了更多茶道、书法和禅宗爱好者对于茶挂现象与话题的持续关注。 

2020年4月，“一灯常开禅语墨迹展”在宁波月湖美术馆举行，作品由温州瑞安宝坛寺住持一灯禅师和浙东天台宗佛学研究所常开法师创作，这是大陆僧人举办的第一场关于茶挂与禅语的专题展览，展览取得很大成功，成为书画、茶道与禅宗展览主题中的一个新亮点。我应邀接受展览策展人访谈，之前更在宁波天童禅寺黙照茶堂开讲：“茶挂，茶席上的禅语”，约60位信众从江浙沪等地冒着雨雪赶去听讲，在中国禅宗寺院里第一次有了关于茶挂的讲座。相同内容，之后又在宁波枫林晚书店和中科院上海学术会议中心再次开讲，受到约200位听众的欢迎，由此我把自己个人兴趣所研究的茶道话题，变成了大众都期盼了解的内容。 

小小茶挂，大有学问。我从收藏与研究茶挂中学习到了许多，从文化传播到茶道哲学，让自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跨学科前行。现在，我已经收藏到120多件日本茶挂，希望有一天可以移交给一个专业展馆常年展出，让更多中国茶人了解这一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关连的茶道美术形式。       

二、苔庭漫步且寻幽

从室内到户外，从人文到自然，从艺术到风雅，当我把目光从茶挂暂时移向茶庭时，更多的惊喜与乐趣再次迎面扑来，从此以后这样的感觉不再消散。 

茶庭的存在是日本茶道中的一个特有现象。推开茶庭的折枝门，走上内庭里的飞石小径，观赏着两边的苔地，高大的乔木树枝与灌木花卉恰到好处地围合在一块不大的庭院之内，主人用石塔与石灯笼营造出的气氛让人们更容易走入静寂的状态，水琴窟里发出的水滴回音像是从遥远的古代传来的问候之声。这一切，都被包括在茶庭之中，当然，茶庭中的主角是茶室，一座独立存在的建筑，它几乎成了日本园林与贵族庭院的标配，主人随时可以踏进茶庭、进入茶室，净化自己在尘世中变得烦燥与偏执的心灵。 

日本皇室很早就把草庵式茶室引入皇家庭院，特别是在京都的桂离宫和修学院离宫，整个离宫宛如两座庞大的茶庭，其中的建筑物主要就是茶室，散落在山川与田野之间，可以尽情享受恬静与茶烟时光。在日本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里也有茶庭，如东京国立博物馆里的六窗庵等三座茶庭，京都国立博物馆里的堪庵，奈良国立博物馆里的八窗庵等，都成为了这些馆所重要标志与展品，人们在饱享艺术大餐同时，可以在苔庭里漫步寻幽。没有茶庭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在日本被认为是不完整的配置，茶庭、茶室、茶道就是这样地与艺术联系在一起，用一种静静伫立的方式承担起传播文化的使命。 

在日本寺院与神社，尤其是禅宗寺院里，茶庭更是密集地伫立在属于自己的地盘上，茶道的侘与禅宗的寂，似乎在用一个个建筑证明着彼此的关系，曲径通幽，直击人心。日本有三座国宝级茶室，即京都大山崎的待庵、京都大德寺的密庵和犬山有乐苑的如庵。这三座茶室虽然身处三地，但他们都与日本茶圣千利休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千利休对于日本茶道，尤其是对于草庵式茶室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待庵由千利休亲自设计与建造，曾经迁移过一次；密庵是千利休再传弟子小堀远州作品，虽然没有迁移过，但周围的建筑发生过多次变化；如庵是“利休七哲”之一、千利休弟子织田长益的设计，经过四次迁移，如今到了名古屋的犬山。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日本国宝，一是较好地保留了原茶室的基本构件和建筑风貌，二是与历史上的三位极重要茶人千利休、小堀远州、织田长益密切相关，茶室是他们茶道精神的体现；三是每座茶室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是三种风格略有不同茶室的代表之作。这三座茶室自然是我要寻访的重点。 

待庵平日不对外开放，只能通过明信片预约，且通常不接待团队。2019年6月，通过明信片预约，我终于进入妙喜庵，得到了妙喜庵第十七世住职武田士功的热情接待，并详细讲解了待庵的来龙去脉。2019年11月16日，由一行20位茶人组成的团队在我带队之下同时进入妙喜庵，大家拿到了事先准备好的中文简介，在住职武田士功接待与讲解之后，排队走到待庵跟前，透过窗户观察待庵内容的细节。我能够在一年之中，两度造访待庵，可能是表达出对茶道文化敬意而得到的馈赠吧！ 

密庵所在的大德寺龙光院平时不对外开放，只有在龙光院特定开放期间和举办茶会时，才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到茶室密庵和密庵咸杰的墨迹。密庵咸杰（1118-1186）是南宋“五山十刹”之首径山的第二十五代住持，径山是茶宴与茶礼的发祥地，密庵咸杰禅师作为弘扬茶道的先行者在日本受到广泛尊重，日本茶道的最初形态可以说直接从径山带回。能够看到茶室密庵及其密庵咸杰的墨迹，自然也就可以看到一条连接中日茶文化的传播线路。密庵是我唯一还没有近距离看过的国宝茶室，日本的数寄屋爱好者对密庵同样抱有极大的好奇性，但真正能够如愿以偿观赏到它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以至日本人都在感叹说密庵是一座“看不到的茶室”。 

如庵是织田长益（1547-1621）创建的茶室，其精美的设计和独特的美学理念被盛赞为名作。2019年3月6日，经过几次辗转，我来到爱知县犬山市，知道它现在属于名铁犬山酒店庭院的一个重要观光点，我因此预订入住在名铁犬山酒店，一个在当地价格昂贵的酒店。但是，到了酒店才知道，有乐苑包括如庵，自3月1日到2021年秋进行整体维修而闭园。我找来了酒店经理，告诉他我之所以愿意破费选择名铁犬山酒店的原因。好在日本人对文化人有一种天生的尊重，经过上下沟通，左右协调，最终竟然同意了我的请求，破例专门为我打开有乐苑大门，并派工作人员专门给我带路，直接来到如庵跟前。好在闭园不久，如庵还没有被脚手架包裹起来，它静静地站立在早春温暖的阳光里，似乎有意在等待我的到来。因为闭园的关系，周围没有其他游客，可以让我随意找角度拍摄，正是“祸兮福所倚”啊！ 

日本大约有几千座茶庭，其中的草庵式茶室让人着迷。我准备“用脚写书”，亲自去寻访其中最精彩的100座茶庭，以完成一部《日本茶庭》。对于平常不公开的茶庭，只能等待它们的特别公开期间去造访，例如在2022年初的新冠疫情期间，我就有机会参观了兴圣寺的云了庵和大德寺大光院的蒲庵。 

 从四年前开始规划自己的寻访计划，到目前为止我已走访了70多座日本茶庭，部分心得已经通过文字和图片陆续在《茶道》杂志上刊出，让不少读者发现了茶道领域里的另一种美好。受到寻访和研究日本茶庭的启发，我也开始了寻访中国茶亭的计划，目前已经对60多座中国著名茶亭进行了实访，为中国茶亭与日本茶庭的比较研究积累起了第一手素材。 

三、传书开卷忧流失

 研究茶道，学习茶艺，最离不开的是陆羽所著《茶经》。《茶经》在中国已经有着无数的注释本、论文和评论；那么在茶道最盛的日本，《茶经》的影响力究竟如何呢？人们又是如何看待《茶经》的呢？ 

 近年来我多渠道搜集日本刊印和出版的《茶经》，到目前为止已收藏到十多种珍本，其中包括通过47手激烈竞拍，拍得一套两卷的《陆鸿渐茶经》，这是日本宝历戊寅年，即1758年日本刊印的郑煾本《茶经》，被认为是日本《茶经》版本的祖本。通过拍卖还获得了刊行于1774年由大典禅师所著的《茶经详说》，此书是日本各大图书馆争藏目标，能够通过拍卖所得，纯属意外和幸运，为进一步获得《茶经》在日本影响力和历史定位的实证文献建立起了初步的基础。 

 在日本搜集日文版《茶经》，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数量庞大的二手（中古）书店，在日本大中城市都有旧书店，只要用心去淘，总能获得意外收获；二是定期和不定期的中古书集市，日本中古书集市联盟会随时公布各地举办的集市信息，以帮助人们前去淘宝；三是网络上出现的旧书转售与拍卖信息，经常浏览相关网站和参与各地拍卖会，也能获得一些意外的收获。 

在拍卖《茶经详说》善本时，每次自己所设定的心理价位被超越时，都有一种不舍与担心交织在一起，因此会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自己：“别人能够承受，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呢？”“错失一次，或许就是错过一生！”在这样的信念之下，经过34次加价后，《茶经详说》终于被我收入囊中，与大典禅师结缘成功！ 

大典禅师（1719-1801）是日本江户中期著名诗僧，常住京都相国寺，后成为相国寺第113世住持。大典禅师与日本著名卖茶翁（1675-1764）交往较多，宝历13年（1763）发行的卖茶翁诗偈集《卖茶翁用语》中，卷首就是大典禅师撰写的《卖茶翁传》。大典禅师擅长汉诗与书法，被称为京都禅林中成就最高的诗僧，一生著有70多本书，并曾致力于中国本土失传佛典的整理与翻译。 

当我拿到《茶经详说》两册后，就迫不急待打开它，面对像中国线装本一样的古书，有着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卷首的序言作者香海，是日本“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后裔，文章博士和公卿，因为是用汉字书写，我马上句读起来，让它可以更好理解，全文如下： 

竟陵氏《茶经》三卷，世皆苦其难读。请大典禅师讲说，极得著明，乃识其所闻，遂欲上梓与世共之。余谓此特禅师土苴耳，然于物理有所裨益于文字，有所发挥其惠学者，不为小矣。吾先君酷好茶事，至今执其器，思其口泽不能已已，独恨不使斯书供其观览，以助隽永之赏也，慨焉题其首，且以劝其行，于世云尔。

安永甲午正月

正二位香海撰

法号香海（白印）清处主人（朱印）

      

《茶经详说》上卷另有日文“茶经详说附言”，简述了茶自中国传到日本的过程，开首就提及了唐代诗僧皎然的诗句：“孰知茶道全尔真”，说明至少在250年之前日本人已经知道皎然是“茶道”一词的最早提出者，紧接着就提及桑苧翁陆羽和《茶经》，认为他是茶道“鼻祖”。附言中提及的人物和著作还有斐汶《茶述》、蔡君谟（蔡襄）《茶录》、顾元庆《茶谱》、许次纾《茶疏》、闻龙《茶笺》等，表明这些中国茶书在当时的日本已有流传。 

附言还回顾了茶在日本宫内流传和供茶赏茶的情况，以及日本荣西禅师二次入宋求法，回日后撰写《吃茶养生记》和在各地种茶的过程。附言特别重申了陆羽在《茶经》中的主张：“茶性俭不宜广”、“茶宜精行俭德之人”，认为这是茶道精神的关键所在。最后，还论及了《百丈清规》及其对茶礼的要求，这都说明在日本江户时期，日本僧人、文人和茶人已经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史有了十分清晰的理解，对中国的茶文献相当了解。 

这不正是茶文化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范例吗？我认真查询了中国的书籍和网络，发现之前还没有过对这些文字的记载与评论，可谓相当珍贵。如果没有实证文献在手，又如何突破《茶经》在日本流传的研究瓶颈呢？ 

在我收藏的于日本昭和十三年（1938）刊行的大内白月译编《茶经》中，收录了唐代皮日休（约838-约883）和宋代陈师道（1053-1102）为《茶经》所撰写的序文，并都已翻译成了日文。皮日休与陆羽有诸多共同之处：一是同为湖北竟陵人，二是都生活在唐代，三是中年后都生活在太湖流域，陆羽在湖州，皮日休在苏州，两地都是当时上等绿茶的重要产区，还是人文荟萃，雅道盛行之地。相近的人生背景，或许有着特别的共鸣，皮日休为《茶经》所撰序文，可以看到更多同时代文人对《茶经》及其陆羽的评价。宋代陈师道比陆羽晚出生320年，但离现在也已有近970年，看看千年前古人对《茶经》的点评，或许能够给今人许多启发。 

在昭和三十二年（1957）五月，京都淡交社推出的一套《茶道古典全集》中， 卷首刊印了13种《茶经》旧刊本的影印图片，从这些资料文献中可以发现包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静嘉堂文库等多家日本重要机构都收藏有不同版本的中文版《茶经》，其版本之多已经超过中国各机构所藏。 

刊印《茶经》旧刊本影印图片，可以让《茶经》研究者知道一些重要版本的收藏处，这些旧刊本的收藏机构已经把这些内容影印后对外开放，有研究者需要查询与翻制，可以与这些收藏机构联系，以实现古文献利用的最大化。传书善本存世不多，管理不善很容易流失，有些孤本因此成为秘宝。我收藏这些《茶经》日文版，也希望有一天可以通过合适的机构予以开放，方便中国研究者展开更多的学术探讨。 

四、器物逢缘难罢休 

“唐物”，是日本对古代中国器物的一种雅称，狭义上指宋、元、明、清时代的艺术品。在这里，“唐”泛指中国，而并不只是指唐代制作的器物。在村田珠光时代，要想成为一名“茶汤者”，即茶道名家，必须要拥有几件“唐物”，并具有鉴别“唐物”的能力，村田珠光拥有十多件“唐物”，便有了成为茶道名人的资格。在足利时代，甚至出现了唐物至上主义，可见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文化和器物的痴迷程度。 

对于茶道器物的关注，我首先就把注意力聚集到了来自中国各朝代的 “唐物”上，几乎在每一件唐物的背后，都有一段引人入深的故事；几乎在每一件唐物的身上，都承载着文化传播的重任。当然，由于这些唐物经过岁月的沉淀，都已经变成了价值不菲的文物，是许多博物馆、美术馆和茶道家元收藏的重点，实物已经难以获得，我只能编制起在日唐物的目录，仅在茶道领域就归类了二十个大类，收集到了近千件唐物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大致有了一个它们现在归宿之处的列表，并正在揭开茶文化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实证史料。 

日本荣西禅师二次入宋回到日本后，在1207年时京都拇尾山明惠上人去向荣西问禅，荣西告诉明惠上人饮茶有遣困、消食、快心、提神、舒气等功效。荣西禅师把从南宋带回来的三粒茶籽，装在一个唐物茶入后一并赠送给了明惠上人。这件茶入被称为“汉杮蒂茶入”，开口较大、整体较矮、底部很小，因其形式似杮蒂形，而被直接称为了“杮蒂茶入”，现在是高山寺的“秘宝”而成为其最重要的收藏品。“汉杮蒂茶入”成为了中国茶籽经荣西禅师和明惠上人之手，形成“日本最古之茶园”的实证，在栂尾山深濑出产的茶叶因此被称为“正茶”，而其他地方出产的茶叶，则被称为“非茶”，以示区别。 

在日本所藏的中国瓷器中，被定为国宝的共有八件，其中三件是南宋的曜变天目茶碗，由此让曜变天目获得了无限的荣耀，可谓登上了在日中国瓷器和茶道具的最高位置。日本从国家层面对存于国土内的重要文物不断进行分级管理，最高三个等级为：国宝、重要文化财和重要美术品。龙光院、藤田美术馆和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所藏的三件曜变天目茶碗，自古以来就十分著名，因此都被指定为了日本国宝。 

大约在十四世纪时，日本人开始把原来用以存放香料或其他调味品的较大型的“缸”形器皿，用来存放茶叶，才开始让这种“缸”形器皿真正具有了茶壶的功能。中国的茶壶（执壶、汤瓶）在日本被称为“水注”，而日本所指的茶壶则是作为存放茶叶的较大型容器，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是收藏的重要物品，历来受到日本武士和茶人的珍爱，如今更是各大美术馆、博物馆、纪念馆收藏的重点之一。 

关于唐物茶道器物在日本发生的精彩故事还有许许多多，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深矿”，值得不断深挖。在日本茶道中，有一个“茶道美术”的大类，根据日本昭和四十六年（1971）由淡交社出版的15卷《茶道美术全集》，将其分为了茶碗、茶入、茶杓、香盒、花入、水指、釜、薄茶器、绘画、歌切、墨迹、裂地等十多类，书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自来中国的唐物。 

每当看到这些昔日中国的美物，不由地会感叹中国茶道曾经的兴盛。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中国的辉煌茶道史，我开始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主管的杂志《茶博览》上开设了一个叫“东瀛唐物”的专栏，至今已经连载近二十期。身在异乡，看的是日本文献与资料，接触到更多的是日本茶道，但我的研究重心始终聚焦在与中国有关的人、物、事之上，总想通过曲线探索的方式，可以在一些方面补上中国茶道研究领域中的几个短板。 

难以收藏文物级的唐物，但我可以收藏那些按照中国器形创作出现的现代器物，慢慢地我也入手了一些日本产的茶道器物，从茶入到花入，从茶碗到茶壶，也知道了日本最值得收藏的是“人间国宝”的器物。日本为了保护文物和传统文化，在1950年时专门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这部法律规定了对日本文化财的认定、管理和保护的方法，还明确对文化财的类别进行了具体的划分和界定。 

所谓“人间国宝”，属于非物质文化财中的一项，指拥有国家认定技能和技术之人，也就是“重要无形文化财的保持和传承者”的通称。1955年2月15日，日本认定了第一批重要无形文化财和保持者。虽然《文化财保护法》中没有“人间国宝”这一说法，但作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的指代，“人间国宝”这一通称被广泛使用，后来人们把由这些“人间国宝”创作与生产的器物，也称之为“人间国宝”。 

在茶道器物中，有许多是由高超技艺的“人间国宝”创作而成，它们成为了同类器物中的最高标杆。收藏这些器物的难度相对较大，一方面是在市场上难得一见，更在于有些器物价格不菲，难以收入囊中。这些年，我通过各种途径，慢慢收藏到了约100件左右的“人间国宝”器物，包括有茶入、花入、茶碗、茶壶、茶盘、茶釜等，当把它们陈列出来时，会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希望有一天可以与中国茶人分享它们的精致与素雅。 

这些器物能够有缘聚在一起，也是各种因缘际会聚合在一起的结果。有时收藏到一件，就想在大小、器形、色彩上形成一个系列；有时刚入手了一件，就会想要为它再组合成一个配套的茶席器物，并且总有一种“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念想，这或许也是研究和收藏茶道器物的忘我与快乐之处吧！      

将以上四点的标题组合在一起，刚好组成一首符合平水韵要求的格律诗，也是我与茶道结缘的心路历程，现抄录于此并与同道中人共勉：

 

《七绝·茶香》

茶挂禅思宜自悟，

苔庭漫步且寻幽。

传书开卷忧流失，

器物逢缘难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