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 ，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 ，即闲 、隐 、乐 。三者统一到人 ，媒介是茶 。“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 ，“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 ，“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 ，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 ，“闲”是前提条件 ，“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

 

      “闲”就是有工夫 ，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 ，茶道因闲得以成就 ，闲因茶道得以充实 。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 ，重要的是心理上 、精神上的闲 ，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 ，即从容应对 ，等闲看过苦难沧桑 、视荣辱或名利为身外物 ，置之度外 ，心中只有茶 ，将我融于茶 ，将茶化作我 。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 、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 ，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 ，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

 

      “隐”的积极含义是脱俗 、淡泊 、精俭 、洁身自好 ，这不是被动的退让 、逃避 ，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外部社会时 、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 、固守内心的道德律 ，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 、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 ，不做犬儒 ，宁愿放弃世常的功名利禄以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 。因此 ，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 、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 ，隐后返本 ，身处闹市求心安 ，身处高位知进退 ，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 ，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 ，不忘初心 ，为人处世不忘己身 。“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 ，避喧嚣而处落寞 ，离繁华而安清贫 ，这非一般人可为 。陆羽在《茶经》里说 ，“茶之为用 ，味至寒 ，为饮 ，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他不是说喝茶后 ，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 ，相反 ，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 ，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 ，那就是人选择了茶 ，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 ，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而已 。

 

      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 ，中国传统儒学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 ，如助人为乐 、乐于助人 、乐善好施 ，都是将行善 、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 ，是一种精神快乐 ，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 。“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 ，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 ，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 ，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 ，具有高度的封闭性 ，即便在今天也只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 。日本茶道在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 、吃茶过程中的寂 、静 、敬的成分 ，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 。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 ，由此对人身处其中境遇予以深度关切 ，因此 ，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 。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 ，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 ，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 ，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参见拙文“中国文化传统与茶道四境说”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2015（05））

 

      迄今为止 ，有许多前辈学者对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进行了不同的概括 ，他们都试图尽可能全面总结中国茶道的核心理念 ，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源头较多 ，难免挂一漏万 ，笔者所给出的概括是假设中国茶道与传统儒学存在高度一致 ，并有所吸收和发展 。上文所提出的闲 、隐 、乐三个方面就是基于此的考虑 。当然 ，这一概括甚少兼顾道家 、佛教层面 ，这是笔者立论的视角所决定的 ，是有意为之 。换句话说 ，从道家 、佛教出发来谈中国茶道也不是不可以 ，事实上 ，中国茶道（特别是宋明以后）也确实包含了道家 、佛教的思想元素 。中国茶道兴起于唐代 ，此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已经成型 、成熟 ，此时此地所产生的心的文化内容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 。笔者并不反对从不同视角去理解和提升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 ，这些不同视角及其得出的结论都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这些多样性的认识成果都可以极大提升中国茶道的思想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