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看来 ，向里用力的功夫路径包含了两种不同的用功方式 。

首先 ，茶道的“闲功夫”需做减法以净性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得知 ，“闲”的养成不待外求而依赖于主体我的精神体验 ，过多的外在欲求不仅不会实现精神上的安闲 ，反而会因“欲多而物寡”导致内心的焦躁不安 ，使得本来的那份闲情逸致荡然无存 。老子就认为过分的外在享乐会导致自我迷失 ，指出“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令人之行妨” 。因此老子提出“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要求人们“去甚 、去奢 、去泰” ，通过“涤除玄鉴”洗净内心的尘垢 ，重新回归到人之本然的纯粹状态 。“为道日损”的用功方式 ，正是通过内在的精神调试 ，运用减法来剥落物欲 ，以消除外在干扰 ，摆脱人为沾染 。茶成乎天然 ，品性高洁 ，茗饮作为文人雅事 ，历来为名士高人所喜 ，而“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 。正所谓“柴门反关无俗客 ，纱帽笼头自煎吃”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以“雅静之韵致”言茗饮真趣 ，认为饮茶者应是“缙绅之士 ，韦布之流 ，沐浴膏泽 ，熏陶德化 ，咸以雅尚相推 ，从事茗饮” 。

由此可见 ，饮茶作为“雅尚”之事切忌庸鄙粗俗 ，应尽可能消减外在矫饰 ，避免“俗闲” ，这与茶道的俭德正相契合 。陆羽在《茶经》中指出饮茶者应具有俭德 ，“茶之为用 ，味至寒 ，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在中国历史上 ，无论是《晋中兴书》陆纳以茶果招待谢安 ，其侄因私自盛馔珍羞而受责；还是东晋权臣桓温“每宴惟下七奠 ，拌茶果而已” ，都体现出古人将饮茶视作简朴廉洁的象征 。日本茶道的草庵茶风也力倡简约 ，从茶室设计到茶器使用 ，都追求一种古朴简素之美 。千利休曾讲到 ：“追求荣华富贵 ，美味食品 ，那是俗世之举 。家以不漏雨 ，食无饥苦足矣 ，此乃佛之教诲 ，茶道之本意 。”（西山松之助校注.南方录.岩波书店,1995 ，第9页）通达“闲”所需要的减法 ，正是发挥了茶之俭德 ，少私寡欲 ，力避俗闲 ，通过减法来净化心性 ，摆脱外在羁绊 ，为自己的生命减负 。运用减法功夫 ，可由执着于外物的获取转到内心的自由充盈 ，使饮茶不仅得以清身清神 ，更有清心之用 ，使得心性安闲 ，无所挂碍 。

其次 ，茶道的“闲功夫”需要做除法以悟道 。减法是从饮茶品茗中提炼出修养功夫 ，将过多的世俗欲望和外在诱惑从量上逐步消减 ，以净化自身心性 ，达到精神上的从容安闲 。除法则是舍去一切干扰而直面道体 ，从质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道作为万物的起源和本根具有唯一性 ，是浑然一体不可再分的 ，是“一”或“太一” ，是形上的至高存在 。因此 ，道虽散落于世间万物 ，周遍包涵 ，巨细不遗 ，但“道通为一” ，万事万物都同出一源 ，本自同一个道 。

这与儒家所讲的理一分殊是一个道理 ，正如朱熹所言 ，“本只是一太极 ，而万物各有禀受 ，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 。如月在天 ，只一而已 ，及散在江湖 ，则随处可见 ，不可谓月已分也” 。由于道显现于万物之中 ，因此人们可通过一切事物来参道 ，而茶的除寐涤烦 、清韵高洁之性 ，使饮茶这一生活中的平常之事成为体道的绝佳媒介和方便方法 。得道是人们一切行为活动的理想归宿 ，自然也是茶道之闲的终极目标 ，通过品茶悟道 ，使饮茶者超越日常生活而与道同体 。

以茶体道需要做好除法功夫 ，除法不是细枝末节上的简单修补 ，也并非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进 ，而是明心见性 ，直达道枢 ，在纷繁变化的“多”中探寻永恒不变的“一” 。除法功夫依赖于静的状态与心境 ，正所谓“归根曰静 ，静曰复命” ，通过“致虚极 ，守静笃”来达道 。茶道之闲对静有极高的要求 。茶之本性“韵高致静” ，饮茶自然是静雅之事 ，只有在静中才可品出茶的真味 ，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安闲 。林语堂先生在《谈茶与友谊》一文中讲到 ：“茶有一种本性 ，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默想的境界里去 。在婴孩啼哭的时候喝茶 ，或与高谈阔论的男女喝茶是和在阴天或雨天摘采茶叶一样的糟糕 。”（马明博 、肖瑶选编.我的茶——文化名家话茶缘.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第218页）在饮茶中 ，通过守静来做好除法功夫 ，直抵道体 ，将人与茶 、茶与道融而为一 ，使茶道之闲摆脱庸俗而进入超越层面 。